張貼於 2003-2-9 15:22:13 台灣當地時間     

大紀元10月23日訊】王朔罵金庸，已經是江湖上的一件陳年舊事了。其實，當初王朔罵的不是金庸，而是金庸的小說。兩個小說家對小說的特質具有截然不同的觀念和體認，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為一名金庸小說的熱愛者，我對王朔的看法不以為然。但是，我緊接著卻要聲明：我喜歡金庸的小說，而不喜歡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說的"文如其人"，在我看來，"人"和"文"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分開的。當然，金庸的小說是商業社會"文化工業"的產物，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讀物（最初它就是在報紙上連載的），我們沒有必要把它捧到雲霄之上，也沒有必要給它扣上諸如"禍國殃民"、"破壞法治"、"毒害青年"之類的大帽子。
早在王朔批評金庸小說之前，李敖就猛烈批評過金庸的偽善。王朔評論的是金庸的小說，李敖評論的卻是金庸的為人。李敖認為，金庸擁有數億資產，卻極少參與資助慈善和教育事業。一邊是一毛不拔，一邊卻又自稱是虔誠的佛教徒。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對話時，金庸大談"仁愛"、"慈悲"、"善行"雲雲，佛學修為儼然博大精深。李敖反問說：佛學講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夠"放下"自己的財產呢？金大俠如此"脫節"的言行不是偽善又是什麼？

我部分同意李敖的批評。盡管《聖經》中也說過，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走進針眼還要難，但我認為富裕並非就是罪惡。籠統地說富人都是壞人、窮人都是好人，或者採取相反的判斷標準，都是相當危險的。富人樂善好施當然是好人，值得尊重和表彰。比如捐資興辦哈佛大學的哈佛、創辦卡耐基基金會的卡耐基和許諾死後要將絕大部分財產捐出的比爾﹒蓋茨，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富翁。倘若富人是葛朗太式的守財奴，一心鑽到錢眼裡，但只要他們的錢是合法賺到的，我們可以不喜歡這種人，卻不能拿著道德高線去指責他們。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這樣的一種富人：既要談論"慈悲"和"仁愛"這些詞語、佔據道德制高點，卻又對貧弱者視而不見，這不是偽善又是什麼呢？

金庸的"第一身份"，與其說是才華橫溢、國學淵博的文人，不如說更是成功的商人。無論是寫作武俠小說，還是創辦《明報》等媒體；無論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人，還是擔任北大的名譽教授和浙江大學文學院的院長，金庸一切行為都是從商人的準則出發，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隻身來到香港半個世紀，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為香港的頂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見機行事"的獨特眼光。

最近，金庸與三聯出版社的合作終至"緣盡"。據三聯出版社的編輯透露，當原有協議需要續簽時，金庸突然提出要大幅提高版稅、每年必須達到一定印數等諸多要求。這些要求超過了三聯出版社的承受力。雙方幾經磋商依然沒有達成共識，只好終止協議，數年的合作終於走到了盡頭。盡管三聯出版社對於在大陸推廣金庸小說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金庸卻翻臉無情，讓編輯們感到寒心。這件事情又讓我想起了前兩年發生的"金庸小說點評本"事件。事前，金庸同意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其小說的"點評本"，由著名學者馮其庸、嚴家炎等人擔綱點評。然而，該書剛剛問世，金庸卻突然收回承諾，提出要狀告出版社"侵權"。一個作家敢於、並善於維護自己作品的知識產權，當然是一種值得讚賞的品質。我並不認為金庸與出版社之間的"斤斤計較"有什麼不對，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斤斤計較"的話，就應當在各個方面都貫徹到底。讓我大跌眼鏡的另一個事實是：當三年前中央電視台提出要拍攝電視連續劇《笑傲江湖》的時候，一向精明的金庸突然之間卻變得無比慷慨大方--他宣布，只是象徵性地索取一元錢人民幣的改編費。對此，央視大喜過望，乃用黃金製作一個牌匾，裡面鑲嵌了一元人民幣作為禮物贈送金庸，以感謝金大俠的"俠義心腸"。然而，我卻對金庸的這一舉動感到不可思議：出版社的數十萬稿費他分文不讓，而央視的數百萬改編費他卻只取一文，這不是明顯的"殺貧濟富"嗎？央視本來就依靠其壟斷地位獲取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它又不是希望工程、燭光工程等慈善和教育項目，需要香港富豪們來慷慨解囊。固然，作家有隨心所欲得處理自己作品的權利，但是我不禁要問：如此赤裸裸地向央視攀親、獻媚，金大俠難道不怕江湖上的各大門派笑話嗎？

央視拍攝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後，觀眾罵聲如潮，網絡上將其形容為"瞎熬漿糊"。"金迷"們都想聽聽金庸本人的評說。那麼，金庸說了些什麼呢？一開始，他對央視的版本大加讚賞，公開表示"這是由我的小說拍成的電視連續劇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倫美奐"。當該片收視不佳、罵聲漸起時，他的態度逐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央視的《對話》節目中，他故意迴避直接評論片子的好壞，而是輕描淡寫地說，劇組人員非常敬業、不打撲克雲雲。真是世外高人，話中有話。不是聰明人還覺察不到他態度的變化--"敬業"和"不打撲克"的背後，可能是弱智和愚蠢。再後來，當觀眾罵聲不絕乃至情緒激昂的時候，金庸也開始加入其中，回應那些"原教旨主義"的"金迷"們的厚愛。金庸向記者表示：此前基本上沒有看過片子，後來才發現編導改編太過，電視劇已經失去了原著的本色。他由讚賞者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訴苦者。金大俠還真會緊跟形勢，像變色龍一樣讓自己永遠保持"正確"和"光榮"。

金庸在現實生活中有偽善的一面，在文學創作中又深味妥協之道。在北大召開的一次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上，金庸向記者們表示，他是一個"女性崇拜者"，他認為女性代表著人類社會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金庸的這一觀點獲得了在場的若干北大美麗的女學生經久不息的掌聲。然而，金庸的這一"表態"多少顯得"言不由衷"。因為在他的小說中，從來都是多名美麗而聰明的女性追求一個男性英雄，後來甚至以"一夫多妻"的"完美"結局而告終--就連卑劣不堪的韋小寶也"抱得眾女歸"，享盡人間春色。無論怎樣出色的女性，在小說中都無一例外地成為男性的附庸--就連聰慧無雙的黃蓉，最後也成了郭靖的影子。這一褒一貶的錯位又如何解釋呢？

對此，文學批評家王彬彬在《文壇三戶》中有這樣一段精彩之論："武俠小說總要寫作為主人公的大俠被一大堆外美內秀的卓越女性所愛慕、所追逐，正是為了迎合大眾心理。這裡，仍然是商業文化的鐵則在起作用。金庸既'很崇拜女性'，又明白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是多男追一女，卻在小說中屢屢寫多女追一男，其中原因，也只能從商業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釋。……與其說'一男多女'模式表現了金庸對女性的輕蔑，不如說表現了金庸對商業文化模式的屈服。"雖然我並不同意王彬彬對金庸小說的全部的論述，但我認可他的這一觀點。金庸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男權心態，不惜扭曲自己內心深處對女性的尊重和憐愛，而將作品中的女性定格為男權文化的玩偶。他沒有忠於自己的內心。

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必然都要挑戰自己所處時代的陳規陋習，這種挑戰有可能失去廣大的讀者、有可能招致廣泛的批評，但是其價值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呈現出來。那些純真的天才們，寧願堅守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而忍受因為"超前"而帶來的冷落和凌辱。他們的偉大由歷史來決定，而不是由讀者的數量來衡量。英國作家拉什迪認為："一本書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可以證明作者有寫作能力，而在於它體現出來的寫作質量。因為有的劣質作品並不缺乏作家個人經歷，不缺乏奇特的探險或作家從外面獲得的處理主題的想像力。"他特別強調指出，文學的生命就在於冒險："唯一談得上冒險的是，當作家為了提升他對現象的思考質量而迫近可能性之邊緣時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極限，搖撼彼岸，能使藝術家為藝術不敢觸動的東西挺而走險的作品應當是好作品。"拉什迪本人進行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寫作，他不惜冒犯原教旨主義者而亡命天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庸是以商人的"精打細算"開始寫作的。金庸深知，只有最中庸的寫作才能保持最龐大的讀者基數。對他來說，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比堅持某種文學理念和生命價值更加重要。他不會輕易冒犯讀者們的思維定勢和文化心態，無論這種思維定勢是如何的陳舊不堪、無論這種文化心態是如何的骯髒卑劣。這種妥協使得金庸永遠只能是一個優秀的通俗小說作家，而不可能躋身於文學大師之林。

──原載《議報》

張貼於 2003-2-9 15:25:06 台灣當地時間     

大紀元10月21日訊】在浙江大學擔任人文學院院長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年前在杭州一個報業研討會中發言﹐吹捧中共所謂的「人民解放軍」﹐並說“我們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跟隨黨的政策....”。
　　金庸討好中共的言論﹐受到廣大「黨和人民」的歡迎﹐但在海外卻引起新聞界的質疑談論。大家都認為金庸所說的是違心話﹐其實﹐看過金庸當年在明報社論中的文章﹐都知道這是金庸一貫媚共的作風﹐不值得大驚小怪。在金庸整篇講稿中﹐最值得駁斥的應該是他對美國政策的詬罵與對「資本主義報業」､「資產階級言論」的非議。那種口吻凌駕中共宣傳機器播送的濫調。

　　中共掌權幹部及其同路人﹐最喜歡拿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現狀來慶幸中共的紅色政權屹立不倒﹐並認為他們的改革開放促使大陸經濟繁榮﹐政治穩定。類似中共自我陶醉的想法﹐金庸一一為他們證實﹐並以他去聖彼得堡旅行的見聞來對比杭州的現狀﹐認為杭州人的生活比聖彼得堡人好﹐愛沙尼亞大學師生的生活比不上浙江大學的師生。因此金庸這樣說﹕“中共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如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願﹐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是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最值得稱道的一場變革﹐在胸襟非凡的政治家戈巴契夫領導下﹐一個被共產極權禍害七十多年的民族﹐突然覺醒﹐以無比的勇氣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赤色大山﹐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民主自由﹐舉世愛好和平､嚮往人權的國家﹐都為他們慶幸祝賀。想不到在香港享受自由生活﹐得到民主保障的金庸﹐卻把俄國的成就當成是「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願」﹐甚至顛倒是非﹐認為俄國人瓦解共產制度是悲慘之極。這是何等可恥､何等可惡的想法。

　　金庸為了討好中共﹐跟在宣傳機器後面非議俄羅斯民族在政治制度抉擇上所作的決定﹐按照他的說法﹐俄羅斯落得今天這樣的下場﹐是因為沒有共產黨統治﹐因此金庸在演講中宣揚江澤民領導､朱鎔基辦事﹐並說﹕“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週圍”﹐其對中共的肉麻吹捧已到了忘形的地步。

　　金庸最可恥的是把美國對抗共產極權､維護世界和平的道義表現形容為「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和國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須樹立一個假想敵﹐用以化費龐大的軍費﹐維護一個規模巨大､利潤極高的軍火工業﹕另一方面﹐摧毀全世界所有不服從美國指揮的政權與勢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國霸權。在這些目的下﹐中共的社會主義政權自然成為美國目前戰略目標的首要對象。」

　　金庸很清楚﹐美國以他強大的影響力與所向無敵的武力﹐過去半個多世紀來對抗蘇聯､壓制中共﹐不但防止了國際共產主義向全球擴散的野心﹐也保護了亞洲非共地區人民被「共產」､「解放」的悲劇﹐金庸就是這種保護下的幸存者。當年美國如不派出第七艦隊維護東南亞的和平﹐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泰國､菲列賓將繼中國大陸的赤化而淪共﹐金庸與所有這些地區的人民必死於中共揮動的鐮刀斧頭之下﹐豈容他在香港販賣他所謂「客觀言論」﹐賺去香港人幾億港幣的巨款。

　　美國為了維護亞洲未赤化地區的安全﹐耗費了巨額的軍費﹐犧牲了數以萬計的子弟﹐在韓國與越南戰場抗擊南侵的韓共與越共。比較理性的韓共在美軍強大的軍力壓制下﹐無可奈何地走上談判桌﹐同意在南北韓中間的三八度線停火﹔而死纏濫打､不恤民命的越共則在中共這個同志加兄弟的共產帝國「無私援助」下﹐與美國投機政客尼克松與基辛格播弄下全面「解放」﹐導致數百萬越南人逃避「解放」､「統一」而投奔怒海﹐逾百萬人葬身魚腹﹐幸運逃到自由地區的越南人直到今天還不饒恕越南那個馬列政權﹐更不承認他們代表越南國家。因此﹐在聯合國的越南代表不敢與美國越南僑民（當年難民）來往﹐而極少數的親共越南人也不敢在越南人社區掛腥紅色的共產紅旗﹐這種種事實﹐自稱記者的金庸豈有不知道之理﹖美國在亞洲最了不起的貢獻是協助東南亞國家（包括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使他們避過赤災紅禍﹐假如東南北亞國家赤化﹐英殖民地的香港豈能獨善其身到九七大限之後﹖

　　金庸的「明報」在香港日進採金﹐如非九七大限來臨﹐他豈會以一億港幣的低價賣給馬來西亞的親中共商人張曉卿。九七之前﹐金庸知道言而無信的中共政權不會堅守「一國兩制」的政策﹐五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共政權說一套､做一套﹐他們所說的「和平」就是戰爭﹐他們所叫的「談判」就是侵奪﹐他們所說的「解放」就是謀財害命､清算鬥爭﹐他們高喊的「統一」就是把所有自由人納入他們的共產制度下﹐叫他們都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在他們的安排下「上山下鄉」､「下放勞改」﹗生活在香港五十二年（大陸「解放」後就逃到香港）的金庸﹐最清楚中共在大陸上的種種作為﹐但他居然敢文過飾非﹐跟在中共後面強詞奪理､鸚鵡學舌的喋喋不休。　

　　一九九六年﹐中共在台灣海峽放射飛彈恐嚇台灣﹐美國派出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峽﹐緩和了赤化､解放､共產台灣的危機。但金庸卻在演講中說﹕「美國企圖阻擾我國使用武力統一全國」。美國計劃在東北亞安置導彈防禦系統（TMD）﹐把日本､台灣列入防禦體系下﹐屬於他們一貫防止「共產病毒」擴散的道義責任﹐無可非議。但金庸則認為那是「美國對中共的公然挑舋」﹐美國為制止南斯拉夫的種族滅絕屠殺﹐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力量前往制止﹐在戰火蔓延之際﹐美軍導彈誤中中共駐南斯拉夫的所謂「大使館」﹐也被金庸視為「公然挑舋」。他的論點是﹕「美國迫使我國在國防力量､科技力量､經濟力量尚未充份發展之時作出反應﹐就此一舉摧毀我國政權﹐迫使中國像俄國､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國樣﹐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

　　金庸罵完美國﹐接着吹捧鄧小平「極之英明的決策」﹐那就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八字真言。他說﹐中共政權就是根據這八字真言「盡量忍讓﹐不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對着幹﹐但不是一味屈服﹐認輸投降﹐而是不動聲色地培養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

為了滿足中共當局自我膨脹､自我吹噓的一貫作風﹐金庸把幻想當作希望。他說﹕“全世界的重要經濟學家估計﹐以我國十三億人口與美國二億多人口相比﹐到二零三零年最多是二零五零年﹐我國總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至少是與之相等﹐那時候就可以堂棠正正地站出來對抗美國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

　　一九六零年代中共高叫「中國已自立於世界強國之林」､「列強欺負中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中國要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中國人民有志氣」。在這些豪言壯語充斥大陸之際﹐毛澤東居然以為「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在世界稱霸的地步﹐於是叫出「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的口號﹐並以「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熱的人民」（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在外）為已任。當時在香港明報寫社論的金庸﹐也以他寫武俠小說的幻想力為中共及毛澤東的胡言亂語吹捧﹐並擺出一副民族主義的面孔說「中國業已強大」。等到毛死文革被否定﹐中國大陸打開大門﹐這時候大家才知道﹐中共正瀕臨「亡黨亡國的危機」（鄧小平的話）。

　　金庸很清楚﹐大陸在共黨統治下永遠不可能強大﹐他重覆毛共早年所叫的「超英趕美」﹐以為中共三十年到五十年就可對抗美國的霸權。這與七十年代投共為中共唱凱歌的海外學者何炳棣､楊振寧､李政道､陳省身､任之恭一樣根據中共公佈的數據﹐認為十年後（也就是八十年代）可以超英趕美成為地球上的「石油大國」與「鋼鐵大國」。結果﹐二十世紀過去﹐中共仍然仰賴輸入石油鋼鐵來維持他們改革開放､穩定繁榮的假像。也就是因為如此﹐中共才屈服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釋放政治犯（當作人質）﹐忍受美國朝野的欺辱戲弄﹐高叫反恐討好美國。共幹則以來美國訪問抬高自已的身價﹐哪算得上堂堂正正﹗他在浙江大學的演講肆意批評美國政府之後﹐轉過另一個方向指稱美國的傳媒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傳播媒介」﹐對美國的「新聞自由」､「真實報導」表示不齒﹐他說﹕“資產階級的傳媒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也不免假話連篇”﹐因此對西方媒體他一律不以為然。他舉西方傳媒對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種族屠殺與阿爾巴尼亞武裝力量集體殺害塞爾維亞人的報導不公平﹐以及俄國對車臣的武力鎮壓西方傳媒不重視為例﹐來形容他們「無恥的雙重標準」。

　　金庸一向自詡中立客觀﹐溫和恭謙﹐即使文革輸出香港遭到港共左仔攻擊﹐他對中共及其同路人均不出惡言﹐但對西方傳媒破口大罵﹐他說﹕“西方國家通訊社報導新聞﹐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與標準﹐將公理正義完全歸於他們國家的一方﹐例如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發佈的消息全對美國及其聯軍有利﹐似乎中國誌願軍與北朝鮮軍隊不堪一擊。但事實俱在﹐最後還不是在三八度線附近停戰﹐簽訂協議....”他這段話完全是討好中共政權而說。今日中共黨內有識之士或者對韓戰有所浬解的歷史學者均不會苟同﹐因為任何一個有識之士都知道﹐韓戰是因北韓南侵而發生﹐美國為恐共產病毒擴散禍延世界而出兵。中共在蘇共唆使下出動抗美援朝志願軍﹐把逾百萬中國人送上戰場﹐以「人海戰術」對抗美國的火海攻擊。美國軍人從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小小打過無數次仗﹐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不恤民命､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在不願正面接觸的情勢下節節後退﹐誘敵南下深入到釜山﹐然後北上包抄到仁川登陸﹐切斷中､韓共軍後路﹐俘虜數萬共軍﹐然後向北直撲﹐打到鴨綠江畔﹐還計劃配合台灣的中華民國國軍反攻大陸﹐光復國土。如非美國杜魯門總統懦弱顢頇罷了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官﹐中共政權早就在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作戰下瓦解。經歷此次戰役﹐中韓共軍知道無法對抗美軍攻勢﹐只好同意以三八度線為界停戰。以中韓共產政權一貫不恤民命的表現看﹐如果他們還堪一擊的話﹐是絕對不會低頭的。事實上韓戰結束後統計﹐中共志願軍與北韓人民軍在韓戰中死亡的人數超過百萬﹐被俘虜五萬﹐而美軍傷亡只有五萬人﹐誰勝誰負十分清楚。但金庸卻敢信口雌黃﹐為討好中共政權而胡言亂語﹐難道這就是金庸的公正客觀評述﹖

　　金庸菲薄自由地區的新聞自由﹐他說﹕“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揹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聞工作者非聽命於老板不可。」然後他以報老板的身份來個「夫子自悔」去證實他說的並非佞語﹐他漠視新聞專業人士的使命感﹐忽略記者､編輯職業道德。事實上﹐長久以來在新聞界流行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對立﹐在在說明瞭老板絕非神聖不可侵犯的威權者。金庸在明報的表現是他徇私舞弊的特例﹐不能涵蓋自由世界其他傳媒。金庸指鹿為馬﹐突顯了他媚共的醜態。可恨可恥﹗

　　香港人都知道﹐金庸的明報只是香港可以生存的眾多報紙之一﹐但絕非最受歡迎的報紙﹐論銷路它比不上「東方」､「蘋果」､「成報」﹔論報紙的素質水平﹐它與台灣的「中時」､「聯合」有很長一段距離。但金庸卻以他自已踐踏新聞自由的例子來涵蓋其他傳媒﹐那是極之可惡的例子﹐不知道他憑什麼在浙江大學沾沾自喜､放言高論。

　　最可恥的是﹐金庸明知中共政權一貫控制傳媒﹐限制言論自由﹐約束新聞報導､顛倒歷史､歪曲事實。面對大陸共幹他既不敢諍言勸諫﹐更不敢力陳其非﹐相反誤導浙江大學的莘莘學子﹐要他們像「解放軍」聽黨與政府的指揮﹐這是什麼「忠於事實､公正評論」﹖記得有一年﹐金庸去台灣求見台灣狂狷文人李敖﹐自鳴清高地說他看破紅塵﹐從此禮佛參禪､退隱泉林。李敖看穿他言不由衷﹐批判他坐擁億萬資財﹐違反佛教的出家人不聚財精神﹐充滿偽善﹐是典型的偽君子。李敖此人言語雖為世人所不齒﹐但他對金庸的批評卻入木三分﹐符合事實﹗

　　想當年﹐金庸的父親查民卿在中共「解放」浙江海寧時以「資產階級」､「地主」､「惡霸」等罪名被槍斃之後﹐金庸倉惶逃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求庇。安定下來之後﹐他也像一般失意政客､無恥文人一樣﹐想向中共靠攏投機﹐在新建的紅朝複撈他一官半職。至於中共如何在清算鬥爭中屠殺人民﹐如何共老百姓的產﹐他一概視若無睹。金庸不計較中共殺父之仇﹐相反透過香港左傾親共勢力向中共政權上書﹐表示可憑藉他的外文能力﹐為中共那個土八路雲集的政權從事外交工作﹐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中共政權是一個組織嚴密､更重視出身成份的紅色集團﹐金庸父親既被「黨和人民」定性為黑五類﹐中共豈會讓金庸插足紅朝事務。金庸被中共拒絕后﹐只好在香港投入中共喉舌「大公報」的懷抱﹐擔任該報電訊翻譯的工作﹐窮極無聊才開始撰寫他賴以發家的武俠小說。

　　那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因韓戰圍堵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亞洲出版社」與「友聯研究所」蒐集中共的情報﹐聘用了一批從大陸逃到香港的文人為他們工作。金庸因英文基礎不錯﹐常與這些文人來往﹐也參與蒐集中共情報的工作。他知道「友聯研究所」擁有許多外界不知道的中共機密情報﹐於是他便與朋友在六十年代創辦了「明報」﹐把這些有關中共機密情報的資料公開在「明報」發表﹐引起各界注意。中共統治大陸後﹐把大陸上的一切事務都列為「國家機密」﹐政權內部的運作､共幹彼此的互動固然如此﹐即使一般民生大計､社會現象也不例外﹐甚至氣象觀察､天災人禍也全面掩蓋﹐外界無從知曉。香港人只能從一些大陸逃出來的親友口中知道一鱗半爪﹐因此大陸訊息廣受香港人關切。這也就是「明報」很快就在香港生存下來的原因。

　　因此當時有人傳說「明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出版的報紙。事實是﹐金庸利用「友聯研究所」蒐集來的有關中共機密資料當作新聞發表﹐美國中央情報局無意替明報打下天地﹐成為香港一份賺錢的報紙。說得西化一點﹐「明報」是冷戰時代的產物。他靠冷戰發財﹐若無美國資產階級花大錢去研究中共﹐金庸也不會有今天。表面上看他公正客觀﹐其實是媚共､親共﹐目的是想透過中共在大陸十三億人民中建立他的聲望。現在﹐他終於以武俠小說打入大陸文學界﹐成為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如果更進一步被北大､清華這些名校所接受﹐金庸豈非執中國大陸文學殿堂的牛耳﹖

　　這的確是好名好利的金庸所渴望的目標﹐問題在中國大陸文學界真會在政治左右下變得這樣愚昧下流嗎﹖

轉載自《金山自由論壇》作者﹕羅思義